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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汉文帝概括的，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即便再残酷，但只要不以私害公，那么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也仍然］称［其为］圣。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君主的位格化需要客观而独立的法作为前提，使其既得以避免在明主面前被随意破坏，又不至于在中主面前被扭曲乃至废弃，君主凭藉法之公开性与稳定性确保基于势而进行统治的持续性。[37]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
王进文，单位为中南大学。[11] 同样，基于利的关系，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68]法为编著于图籍，术为藏之于胸中。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最后则是至安之世：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
[70]其目的在于以策略性的方式达成君主的目的，具体而言，即实现君主对臣下的辨别审核，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强权力。中人之治也是法家理论尤其是君主理论中最具有说服力也最具有启发性的地方。只有在这一转变之后，现代法律才可能重新获得自身的合法化基础，后民族格局提出的历史要求才可能在政治建制层面得到满足。
{35}因此，离开主观权利的概念来谈客观法的实证法哲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是法哲学研究中绝不可取的方法。{44}如果说第一个前提是自然状态中的主体必须学会用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话，那么第二个前提则是他（她）也必须学会用第一人称复数视角来看待自己，即用社会视角看待自己。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要离开自主、自由这些概念来谈论主观权利的话，必然会造成对法律秩序的实证主义或功利主义理解。对主观权利法律化的这种客观效果如果不能与公民自我立法的观念相结合的话，就会使得法律仍然建立在道德自主性之上，成为道德客观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公共自主（人民主权）也是保障私人自主（人权）得以可能的条件，没有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商谈原则、程序的保障，私人自主至多只能停留在理论构想的层面。{20}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通过以上简要的阐述，我们已经可以大概把握住德国古典哲学中自主、自由这些作为权利理论基础的概念。二、问题所在 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e即英语的rights）{8}这一概念在现代法律中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契约论都对权利（Recht）概念从内部自主性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述，之后的功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法学则把权利的本质归结到功利性、功能性等外部表现。（3）意识形态层面从主体性意识哲学转向主体间交往哲学。我把这种相互交叠理解为权利的逻辑起源，对这种起源我们可以逐步重构。
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42} [英]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2}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的行动自由，他的行动自由就是正当的，他就有权利去这样做。
在康德看来，霍布斯在某种意义上并非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拥护者，霍布斯虽然认为绝对主权者{38}理所当然拥有一国统治权，{39}而统治的命令应该以法律的语言颁布施行，但霍布斯并不认为统治者应该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统治，而应该用统治者的法律来保障臣民的幸福。若要避免这样的循环论证，必须把理论前提安置在交往语境之中而非以开明私利为理论出发点，开明私利本身已经是通过交往语境而推论出来的东西了。
{22}通过对道德纯粹形式化的理解，康德其实是把道德与道德对象区别开来了：道德是从至善概念中引申出的与经验无关的绝对命令，而道德对象则与现实经验紧密相连。法律保证了行动期待的稳定性与普遍性，法权人相对于道德主体免除了在现代社会中过重的认知、意志、组织负担。
因此，为了在理论上深入理解私法主体、主观权利、私人自主、人权等这些法哲学概念，就不能不谈及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康德的道德哲学。{11} 由此可见，法哲学对权利的主观行动自由式理解和社会学对权利的功能性理解其实并非如表面看上去那般不可调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比较恰当的综合视角来对权利概念进行一个理性重构，从而使权利概念能够容纳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适度张力。只不过康德道德哲学的出发点在于先验主体性的绝对命令，而哈贝马斯的法哲学却从先验主体性批判转向了普遍语用学批判，从单纯的主体性转向了主体间的语言交往，可以把哈贝马斯的哲学生涯简单却富有启发性地理解为如下尝试：对康德批判哲学之成就的去‘主体哲学式继承。这意味着法权人作为法律之承受者，凭借法律权利可以摆脱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自由的限制，只要行动的外在结果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对于行动的动机法律不再过问，而一旦行动的结果违背了法律规范，则法权人必须受到法律的强制制裁。在我们这个后形而上学世界中，当在宗教支配下的非反思性道德经验和在先验主体支配下的道德命令都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根基时，对普遍道德原则的论证就既不能够诉诸上帝的意志也不能够诉诸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绝对命令。只有把主观权利的主体性基础转变为法律权利的主体间基础，即从主体性语义学转向主体间语用学的自我立法观，才有可能对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有正确的把握。
与纯粹理论理性和那些不纯粹的实践理性起源于经验不同,纯粹实践理性独立于一切经验而表现为一条绝对命令，其基本形式是：只按照你赖以能够同时意愿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14}与之相对，英美法系的形而上学基础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
{15} 主体与人这两个概念在当代大多数语境下都可以互换使用。因此，无论是人权还是人民主权、私人自主还是公共自主都不可能单方面支撑起民主法治国的规范性大厦，同样，仅依靠法律形式或仅依靠商谈原则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40} [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自从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从霍布斯经由约翰·奧斯丁到凯尔森和索姆洛的一大批法哲学家都认为法律的本质体现在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权力结构当中。
然而由于康德的实践哲学欠缺了语用学向度，仍然停留在以主体性为最终依据的意识哲学之中，因此他无法在主体间的层面上清晰地论证人权（私人自主）与人民主权（公共自主）之间的内在关联，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主体性以主体间的语用学条件为前提而在主体间性规范下的主体性本身的独立性也不能够被忽略，正是人权与人民主权、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辩证关系的根源所在。{7}可以看出，统一欧洲联邦实现的法哲学前提就是公民交往的法律制度化，现代法律的自我理解应该为后民族格局的到来积极做出转变，从基于历史性事实因素的先在民族性格转换到基于公民自主规范因素的平等主体间的交往结构。{41}霍布斯建议对专制国家作社会契约论的理解，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42}基于契约对作为整体的专制主义社会进行这样的辩护：它是一个出于所有参与者之目的合理性考虑、通过权利让与的形式而形成的工具性秩序。用康德的普遍法权原则{9}来说：一个行动的正当性在于它可以根据一条普遍的法则与其他每个人的行动自由相互共存。
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3页。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普遍主义道德法则的批判性继承，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重建权利理论的现实需要 在分析哈贝马斯交往权利概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古典权利概念在当代世界中遇到的解释力危机，而这正是哈贝马斯对古典权利理论进行重建的问题意识。通过商谈原则引入权利系统，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同源关系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就概念内涵而言，主观权利对应着主体的主观行动自由。{8}主观权利是相对于客观法而言的，在德国古典法哲学看来,主观权利与客观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不能独立于谁。
在此意义上，主观权利与私人自主这对概念毋宁说是一个概念：主体性概念——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品质，根据这种品质，通过权利的概念,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但同样值得批判的是，那种把主观权利的概念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上的自然法思想,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后形而上学的社会中，这种以意识哲学为前提的法哲学研究倾向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对法律合法性根基的解释。{23}哈贝马斯对康德的批判要点在于用交往理性取代了先验理性，用生活世界取代了不可调和的世界（现象界与本体界）。{31}参见Hans Kelsen, What is the pure theory of law? Tulane Law Review 34（1960）,pp.269-276.在该文中凯尔森也区分了对待法律的两种态度：事实的态度与规范的态度。
就目的而言,这些权能是满足人们利益的一种手段。{43} [美]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46}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W. Rehg（trans.）. Cambridge，MA： MIT Press,1996, p.121. {47} Habermas, Paradigms of Law, trans. William Rehg n Cardozo Law Review 17（1996）, pp.771-784. {48}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W. Rehg （trans.），Cambridge，MA： MIT Press,1996, pp.129—130. 出处: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12年第38期 进入 陈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 哈贝马斯 人权 人民主权 。因此，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可以看成是在论证一个无民主（主权者控权）的资产阶级法治国（一切权力都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在这个无民主的法治国中，作为建立正确秩序的工程师{40}的哲学家们为主权者设计使得人们有可能在正确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中过幸福生活的法律制度。
霍布斯显然具备这样的视角，他论证的自然状态中的主体也明显具备这样的视角，但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表述却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恰恰是自然状态已经完全过渡到社会状态后的结果（而非前提）。{10}哲学上对权利的这种平等性理解（主体的平等的自由）其实恰好说明了权利概念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以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法尤其适用于这样一种社会，这种社会所依赖的是道德上中立之行动领域中那些受利益导向的、以各自成功为目的的单个主体的非中心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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